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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独家]马孔多不在哥伦比亚:拉美的文学与文学的拉美

2015-09-21 19:01:52 来源:新大江网 责任编辑:阿虎 字体:

编者按:9月20、21日,世纪文景在北京77剧场举办第四季“文景艺文季”系列文化沙龙,这也是“艺文季”第一次来到北京。两天时间内,近20位文学、艺术、思想名家齐聚,用两场论坛、五场沙龙奉献出一场精彩秋日文化盛宴。

20日下午,马尔克斯授权《百年孤独》译者范晔与作家朱岳以“马孔多来客”为主题,围绕拉美文学和文学中的拉美展开讨论。凤凰文化将对谈内容进行了整理,以飨读者。 

范晔,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葡语系,西班牙语语言文学博士,马尔克斯授权版中文正式版《百年孤独》(南海出版公司2011年6月第一版)的译者。还译有西语诗人圣胡安·德拉·克鲁斯、塞尔努达、阿莱克桑德雷、希梅内斯等人的诗作,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的小说等。(摄影:杨明)

朱岳,曾出版短篇小说集《蒙着眼睛的旅行者》、《睡觉大师》。爱好哲学,曾发表“哲学随想录”,收入《多元2010分析哲学卷》。(摄影:杨明)

范晔:今年和去年4、5月,我去了马尔克斯的故乡。这是一趟“追寻黄蝴蝶之旅”,读了《百年孤独》应该知道黄蝴蝶的典故。马尔克斯是1927年生人,他故意说自己是1928年,不是为了让自己年轻一岁,因为1928年发生了一件对他影响非常大的事情,在他的家乡发生了香蕉工人大屠杀,在香蕉种植园区,工人要求改善福利,提高工资,有一个游行的集会,在火车站,哥伦比亚的军警开枪了,有大量的死伤,在历史上是一个谜案,因为到底死了多少人说不清楚。这件事儿对马尔克斯来说这是生命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。

1928年12月7号,《哥伦比亚人》说在香蕉种植区发生了惨案,有8人死亡,20人受伤,这个报道跟马尔克斯小说里面写的不一样,小说里面说死了3000人,这里说死了8个人。当时还有其他材料,当时使馆官员向美国政府写的报告里面说有成百上千人,工会领袖说是3000-5000人,不同立场,不同的派别,直接或者间接的经历人说的不一样。小说里说,当幸存者回来的时候,所有人都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,一个人都没有死,一切都是你的臆想。这是比屠杀更可怕的事情,对记忆的重写和篡改。

现实是伟大的作家。很多读者都跟我交流,讲起马尔克斯文学,常常会讲浪漫主义文学。马尔克斯从来都觉得自己是现实主义作家,他最喜欢说的是现实是最伟大的作家,我只不过照搬了现实。

塔克纳是一个很小的城市,市中心的一个广场叫(波里拉尔广场,有波里拉尔骑马的雕像)。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平常的长椅,跟北京公园里的长椅差不多,但是就在几个长椅中的某一个,若干年前,那时候马尔克斯从首都来到这座城市,当天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,因为身无分文,穷困潦倒,没有地方去,也住不起旅馆,就在广场的某一个长椅上度过了前半夜,因为到半夜的时候警察来把他叫走了,说这儿不能露宿。但是警察看他太可怜,看到他脸色苍白,太憔悴,还主动给他买了咖啡和吃的。这就个日后的诺贝尔奖得主,在这个城市的长椅上渡过了一晚。

塔克纳的街头,弄了一个展览,用一个时间轴把马孔多的一生进行了标记,中间画的是黄蝴蝶,标记的年份是1982年。这个时间发生在4月17号去世之后,更多的人路过这个街头,更多的人路过的时候都会回顾一下他的生平。

书里面讲到那个男孩儿,无论什么时候出现都有黄蝴蝶伴随着他,直到有一次在家里偷情,这个姑娘每次都是晚上洗澡,因为晚上洗澡在他们那儿不是非常常见的习惯。她每次恰恰要跟小伙子约会,结果被她妈妈发现,妈妈就请镇长派了一个人过去,说我们家有人偷鸡,埋伏了一个枪手,小伙子再次来的时候就被打伤了,一嵌在脊柱里的子弹让他从此卧床不起。他在孤独中老死,没有一句抱怨、一声抗议,也没有一丝吐露真相的企图:他仍守着往事的折磨,忍受着不易他安生片刻的黄蝴蝶,一直被当成偷鸡贼遭人唾弃。

去年去的时候赶上了马尔克斯去世,他早期有一部小说叫《恶时辰》,我去的时候就赶上了恶时辰。今年又去哥伦比亚,参加波哥大的书展。我在他们的会场里有一次对谈,跟巴西马尔克斯的译者,谈一谈翻译的东西。

今天我拿了一把雨伞,觉得我很装,没有下雨,拿着伞可能是脑子进水了。大家看一下这把雨伞,这是纪念版马孔多雨伞,这是书展送给活动嘉宾的,这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好玩儿的东西,比如说小说里面提到的自动钢琴、手风琴、留声机、炼金的器械,各种各样的书。这个雨伞对我来说得来并不难,因为是人家送的,但是我带回来挺不容易的,因为我一路上老怕机场不让带,还不错,因为一开始问哥伦比亚人,他说你只能碰碰运气,波哥大机场让我过了,我就觉得过了一道关。到法兰克福机场转机的时候,他们也让我过了,我就心情大好。到了首都机场,我被截下来了,不是因为雨伞,他们把我留下来让过机器,他们觉得我行李有问题。让我把箱子打开,一看基本上是书,而且都是他们看不懂的文字,问我从哪儿来,我说波哥大。他没反应过来,我说哥伦比亚。他问我哪个哥伦比亚?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。我准备跟朱岳兄聊一聊这个问题。

当时哥伦比亚人问我,你去了哥伦比亚,你翻译这个小说没来,现在来了,去马尔克斯的故乡,跟你想象的跟原来一不一样?我说,让我去过这些地方,再让我翻译这部作品,我翻译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东西,不一定更好。他们说,为什么?我说,因为马孔多他也不在哥伦比亚,他就在一本书里。我想听一听朱岳老师的意见,关于想象和现实的关联,或者是互相侵入,想听一听朱岳兄的意见。

朱岳:范老师说完之后,我想到的是大观园,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是北京的一个生产大队盖的,放了一堆假人在里面,有点儿这个意思。

刚才谈到了现实类的问题,什么是现实?确实是非常奇怪的一个问题。如果小说写是的现实的话,等于完全是纪实文学,但是不可能是这样的。比如说过去发生的事儿,现在已经不存在了,有很多哲学家是否定过去的时代性的,我记得,(德里克)哲学家很突出,是否定过去的时代性,后来的时代性就更没有了,很少的科学家承认未来。所以很多人,只有现在是真实的,只有当下是最真实的,其实你是找不到当下的,你的感觉过程有一个时间段,不可能在当下就能感觉到,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就像佛经说的,过去之心不可得,现在之心不可得,未来之心不可得。所以,所谓的现实是一个构造的过程,不是一个经验的翻译。

范晔:在种种不得过程中,文学能不能起到某种作用,就像把一个捕蝶网一样,把现实的黄蝴蝶捕捉到文学的网里?

朱岳:文学通过对非现实的表现来把握现实,就跟卡尔维诺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,那个英雄通过一面镜子,靠镜子美杜莎,如果直接美杜莎就变成美杜莎了,以这种方式进行现实,很多作家以这种方式来做。很多作家写的东西包含政治,所以叫现实主义,没有政治好像就幻想更多一些。

范晔:文学幻想主义是什么样的直射?

朱岳:文学幻想相对于科学幻想,所有的学科都可以有一个和它联系在一起的小说,文学可以有文学幻想,伦理学可以有伦理学幻想,数学、经济学都可以有相关的幻想小说,科学是一个更占据主流的东西,所以它又能独立出来。因为这次活动我想起我写这个小说《说部之乱》最早的灵感来源是堂吉诃德,因为我写的这个故事是讲很多人都被文学侵入大脑了,整个世界都失去了,我当时最早的想法是堂吉诃德这种想法,他是最早因为文学扰上了一种疾病,他正好是西语文学的开端。

范晔:被文学侵入的大脑,我真的读过这方面的研究,从病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堂吉诃德,而且还是用了中世纪以来西方当时比较流行的四种体液。从堂吉诃德的表现,他这种体质的人,太阳特别热的情况下就容易发病,从这个角度讨论堂吉诃德,这也是挺有意思的讨论路径。把文学跟一种疾病联系起来,至少我个人是非常感兴趣的。

朱岳:你们刚才聊的时候,好象也谈到了波拉尼奥和巴托比综合症,也都是文学变成了疾病的一种。

范晔:一个译者最好也是一个文学病人,才能译好波拉尼奥这样的一些作家的作品。前一阵我译波拉尼奥诗歌的时候,一开始不知道怎么样的译法,后来渐渐的我有一个思路,把它当成波拉尼奥文学病例来译这个诗歌,好像一下子我就找到了突破点。文学固然可以成为疾病,但是某种程度上也有人觉得文学可以成为治疗,不知道你看不看科塔萨尔的小说,这个小说是讲一个人住在巴黎,得了一病,一直吐,确实有消化方面的问题,后来他说写完这个小说以后,这个病就好了,把文学当成一种治疗。不知道你作为一个创作者,这方面有什么体会?

朱岳:我每天都看很多的小说,因为我是编辑,那个状态下写了《说部之乱》,当时确实脑子有点儿乱。写这个小说确实对我有治疗的作用,最后你会觉得封闭在一个有限的空间,接触大量的文字,最后你把它转化成自己的体验,还是有收获的,要不然觉得是苦役,不停地看小说。

范晔:大家谈到朱岳的小说,特别喜欢跟西语世界的作家联合起来,就是博尔赫斯,这两个人只喜欢写短篇。比如说你的小说里面出现了博尔赫斯,请你谈一谈对博尔赫斯的观感?

朱岳:我最开始看博尔赫斯是他那套全集出版的时候,那时候刚上大一,现在又重新出版了,很多人还当新鲜事儿说。那时候我和一个高中同学一起买了全集,当时那个同学跟我说,你看过爱伦坡的小说吗?有一个《黑猫》特别好,后来那个同学我再也没见过。

范晔:这是小说中的提法,小学的同学几乎就再也没见了,在生活中把这个同学跟黑猫联系起来,然后这个同学又不见了。

朱岳:一开始看博尔赫斯的时候,就很惊讶,我觉得他写的很多东西都是真的,因为我没有文学阅读经验,以前就看金庸的小说多,后来第一次看博尔赫斯就看傻了,到底是真的假的,好像至今有些事儿我还不是特别明白。他能把一本书,想一个很厚的书,最后写成一个短篇小说,用很简练的语言把这本大书要写的东西全部提炼了,你感到没必要再写一个很长的小说了。

博尔赫斯这个人面对的问题都是一些永恒的问题,或者说一些根本问题。他的小说《代表大会》《南方》,不是生活体验,很多作品都是生活体验,比如说斗蛐蛐儿的事儿,出门看见人打架了。很多作家都停留在生活体验,他们能升华出一种生命体验的东西,通过看斗鸡,突然对生命有所感悟。博尔赫斯有一种精神体验。

范晔:阅读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生活体验。

朱岳:对。阅读对很多人来说就是生活体验。精神体验这个东西包含一些问题,前一段我看了存在主义的神学家,叫蒂利希,他说人类的历史面临三个恒大的问题,第一个是死亡的问题,这个问题在古代的时候非常集中,大家有点儿思考的人都在思考这个事儿。第二个阶段是西方中世纪,思考罪恶的问题;到了现代是对虚无的焦虑,整个生活没什么意义,你生下来就开始忙,忙完了就死了。不管你追求什么,最后就是这么一个结果。最近塞尔努达,最后面对这些问题不一定是面对一个具体的政治事件要发言,最后要把一个根本问题变成让大家能找到的问题。

范晔:塞尔努达艺术是一个特殊的案例,有人说他是最后的浪漫派。说到诗人,博尔赫斯也是大师,影响很大,他的光彩有时候被掩盖了。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,在西语语言学的世界里,以小说见长的作家,他们要么也写诗,要么以写诗开始,或者说有诗人梦,马尔克斯一开始写诗,但是后来觉得写诗才华不够,放弃了转写了叙事文学,他一直没死心,一直是诗歌狂热的爱好者,他老了到纽约做身体检查,一检查就是好几个小时,就把脑子里黄金记忆的诗歌全部都过一遍,他骨子里一直是诗歌的爱好者。我发现,最近还有一些西语世界的诗人也开始写小说了,我想问一问朱岳兄,你写没写过诗,有没有写过诗?

朱岳:以前我写过,写的都是特傻的诗,后来彻底放弃了,也不提以前那段了。一个作品,小说也好,最后文学的强就在于能不能达到诗性的强度,如果达不到那个强度,就不是特别强的文学作品,而是特别好的科幻小说,那是科学修养,不能达到很强的文学性。我写的小说尽可能的往诗的方向写,但是不能用写诗的方式写小说,但是能用写小说的方式写诗。

范晔:这个说法很有意思。马尔克斯《族长的秋天》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,因为有些人说很难读,很多人提出了疑义,他说这是100-200页的长诗,他有意识往来这样方面写,对读者来说有一些门槛。

朱岳:我认识那种以写诗的方式写小说,确实读不下去,修辞太强了,没法吸收小说本身的东西。有两种诗,一种是一个事件本身带有诗性,这个事件不是什么大事件,或者是几个事件,它们之间有联系。另外一种诗是通过修辞打造的,小说瞄准的是事实本身的诗性的东西。

范晔:作为读者或者想写诗的人,有时候摆脱不了一个情结。比如说波拉尼奥,我们把他作为一个小说家来看待,他的主要成就就是叙事文学,他同样也是诗人,有自己的诗集。他说,我当初写诗是为了想做一个诗人,因为我羡慕诗人的生活,我对他有兴趣也是这个原因,他们年轻的时候,在墨西哥伯利兹大学读书、写诗、写作,常常到书店偷书,即使有钱也不买书,就去偷书。吸引我的不光是偷书,我看到了一个传记,有一个墨西哥的诗人回忆他。说他喜欢在他们家院子里写诗,门敞着,突然门口出现了一个长发的青年背着书包,穿着皮凉鞋,喊他的名字。问他干吗?说我是波拉尼奥,我是一个天才。这个人说,你坐下吧。他们俩以前从来没见过。坐下吧,我也是一个天才。当拿出意识来说,会有一定的戏剧性。那代人,那种生活的状态,在今天追溯中,大家不断地讲述中浪漫化,但是其中确实有一些核儿,至今还能吸引我们的东西。这也是影响波拉尼奥一生的东西,包括他后来自我流亡到欧洲,过了很苦的生活,打工洗盘子,挣钱很少,后来又出名了,又得了重症,没有等到肝移植,最后死去。今天波拉尼奥的作品这么吸引年轻人,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。

朱岳:说到天才,以前我们做过一本书维特根斯坦的《天才之为责任》,讲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家的传说,天才之为责任,不是说天才要承担什么责任,其实本来的意思是成为天才是人的责任,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是说,如果不是天才就不值得活了,因为他们家人都很聪明,他就觉得自己不行。后来罗素承认他是天才,他就不自杀了。

范晔:波拉尼奥有一个好朋友是阿根廷的作家,他回忆波拉尼奥,他现在很反感,现在人人都称自己是波拉尼奥的朋友,一般我也不愿意接受采访,那次是破例,因为是朋友的朋友介绍来的,他接受了采访。波拉尼奥一生最好的朋友是罗伯托,是墨西哥诗人,后来车祸死了。现在的朋友有几个,其中一个就提到了阿根廷的作家。

他说第一次从阿根廷来到巴塞罗那,波拉尼奥跟我一见如故,说这个星期六要到我们家吃饭,波拉尼奥是住在巴塞罗那远郊的一个小城。他以为波拉尼奥就是客气一下,后来波拉尼奥就坚持,必须得去我们家吃饭,说特别好找,我给你写怎么坐火车,怎么换车。他一看,这个地方太难找了,但是没办法,非拉着他,他就去了。结果,他一直找到了两点半,两点半的时候他还没到那个城市,还在中间一个城市的火车里,他就找一个公共电话亭说不好意思,我实在去不了,现在两点半了,改日再约。波拉尼奥说不行,你必须得来。两个原因,第一我已经做好了西班牙海鲜饭,这肯定是你一辈子都没有尝过的最好的海洋饭;第二如果你不来,你这一生永远回来部分到自己的家,说你永远会像一颗尘埃一样在宇宙里飘着。后来,他就硬着头皮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了波拉尼奥的家,吃上了西班牙海鲜饭,他说至今我还记得是这辈子最难吃的海鲜饭,这让波拉尼奥的妻子卡罗丽娜·洛佩兹感觉很丢人。

后来两个人熟了,常常在巴塞罗那见,波拉尼奥去巴塞罗那一方面去看病,另一方面就去出版社,那每次去都叫这个小伙子。两个人一起逛书店,买书的时候,每次买完波拉尼奥都会说,你把书放这儿,我给你付钱。一两次还行,后来时间长了说,不行还是我自己付钱吧,因为我收入还可以,我给阿根廷一个杂志写稿,那个时候阿根廷的闭锁跟美元是1:1,那时候阿根廷的经济比较好。波拉尼奥问他一个月挣多少钱,他就说了一个数,波拉尼奥一听说你是贵族呀,我还每次给你付书钱,我还以为你是年轻的拉美作家流亡到这儿,热爱写作。罗伯托说,你想想的是你自己,你一直没有摆脱你自己的印象,你把那个印象投射到了我的身体说话。波拉尼奥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文学青年。

朱岳:我参加这个活动,才买了一本《2666》,看了一下。我上海的一个朋友弄了一个书店也叫2666,比目鱼就特别喜欢这个书,但是我跟他们较劲,就是不看。我就很奇怪,为什么有人能写那么长的小说,曼德尔施塔姆写了一句话,你要写长篇小说,要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财产。我觉得,波拉尼奥没有什么财产,他可能也是挺苦的一个人,我既没财产,也没那么苦,所以我也不会写那样的小说。

我写的小说观念性比较强,不太适合把一个观念延展为一个特别长的小说,普遍确实我对生活、对现实思考的不够,太年轻了。

范晔:罗伯托有一次送波拉尼奥回家,巴塞罗那有一个大的广场,叫加泰罗尼亚广场,是一个交通枢纽。他送波拉尼奥回家,送走了以后下瓢泼大雨。过了一个小时,门铃响了,波拉尼奥出现了在他家门口,面色苍白,头都已经湿透了,混身都淋湿了,赶紧把他拉进来,问他怎么回事儿。说我已经到车站了,突然有两个人拿刀抢我的东西,但是我抢过刀来,一不小心捅那个人身上,我吓坏了就跑了,就跑你这儿来。罗伯托说,这怎么办?不行,我跟你一起去自首吧,你这是正当防卫。波拉尼奥说,什么?一个阿根廷作家把一个智利作家送到警察局,这个场面不忍想象。说那这样吧,你在这儿休息一下,假装什么都没发生,看看有没有新闻报道,如果没什么事儿,你就偷偷回家吧。波拉尼奥说,你让我这样回家,你让我怎么面对我4岁儿子天真无邪的眼神。罗伯托急了说,那怎么办?我说自首,你说指责我是叛徒。我说,让你偷偷的回家,你又说儿子。波拉尼奥就说,你怎么事儿,我一说你就信呀。就是下着大雨,打不着车,待会儿再走。有的作家有点儿神经病的一面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往往不愿意从自身的因素来联系,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小故事。

朱岳:好像有一个电影叫《金鱼马戏团》,一开始有一个人当太阳,一个人当月亮,有一个让当地球,围着这个人转。还有一个人扮演月球,围着地球转。他的灵感就来源于维特根斯坦,他跟朋友散布的时候就扮演月球,不停地跑,让他朋友扮演太阳在那儿走。波拉尼奥也读过维特根斯坦的《逻辑哲学论》,他推荐了几本书,包括维特根斯坦。

范晔:他对语言有着特别的执着,有着怪僻,是一个对语言着迷的人。

大家知道波拉尼奥生命中后来的几年对死亡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,因为他的肝病非常的严重,所以他一直等肝移植,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争分夺秒的想法,他想把东西都写出来,再一个用写出来的东西换成版税,有点儿跟死亡赛跑的意思。有一次他跟朋友聊天,说几年做一次手术的时候,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死了,现在的我的存在是一个幻想,你们都是我幻想出来的人物,虚构的人物。他的朋友听了有点儿不高兴,说你这么说真的是让人不太高兴的事情。波拉尼奥说,你们成为我笔下的人,你们是我想象中的人不是最糟糕的,如果你们是伊萨贝尔、阿连德笔下的人是更加糟糕的事情。对于这种幻想,朱岳有什么看法?

朱岳:我经常这样,我过了一条马路,经常会想我已经在这儿挂了,但是我不知道。有一部叫《恐怖游轮》的电影,说的就是一个女人死了有一个执念,这个执念不断地把她引到一个搏斗的场景,一开始你会觉得是一个特俗的恐怖片,后来引入了一个概念,不停地回到那个场景,而且每一次都不太一样,都有点儿变化,但是她老也逃脱不了,其实她已经死了。

范晔:有人认为鲁尔福的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,主人翁发现这个村庄跟他打交道的人都是死人。

朱岳:博尔赫斯有一个短篇是说一个神学家死了,被天使放在一个什么地儿,让他觉得他还活着,他就继续写攻击他的那些神学家,越写景象越破败,最后都露出真实面目了,他已经被打入地狱了。

范晔:你有一个点子或者一个观念,但是你忽然发现这个别人已经写过了。

朱岳:我觉得这个太正常了,随着我阅读面的扩大,一开始我就读了博尔赫斯,什么都是我自己想的,随着阅读面的扩大,大家的想象从印度史诗已经有类似的想象了。你很难碰上一个完全新的想象,所以我现在也不追求一定要有一个特新的想法,只要自己觉得有意思就可以了。因为完全新的也不可能,这个东西也不是申请专利。

范晔:其他的西语作家有一些主题,包括虚拟论文,所谓的二重自我,或者叫另一个我。在科塔萨尔的很多短篇中,两者之间有一些不该发生的交融和碰撞,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观点和设计?

朱岳:我自己没有想这个,博尔赫斯写的《博尔赫斯与我》,还有你的学生翻译的《秘密武器》,安东尼奥拍成电影放大了,那个电影就是根据市科达萨尔的短篇拍的,它分很多层次,一个人去旁观别人,又好象有一个人在旁观他,被旁观的人又在旁观一个人,层层推进这个故事,写出来特别自然,你不会觉得是一个逻辑或者一个观念去写,而是非常诗意的写作,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小说。

范晔:应该叫《魔鬼岩》。

朱岳:好像是蜘蛛网的意思,一层一层的。

范晔:《魔鬼岩》是指魔鬼的口水,中国人叫游丝。他写的这个故事发生在巴黎,波拉尼奥的很多东西发生在墨西哥,他把很多场景设计在墨西哥。

观众提问:今天的主题是马孔多来客,有没有超越现实的东西对您有一点点反思,您作为马孔多来客,他们那个社会群体有什么东西触动到你,上你有所反思的?

马孔多是一个过去的概念,当您再去这个地方,那儿的人们是马孔多在时空上后来的来客。那儿的人跟当时马尔克斯写的马孔多,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?

范晔:我去两次都没有待太长时间,第一次待了两个星期,第二次不到一个星期就回来了。你了解一个地方起码要住上一年,这样才能谈得上了解,你作为半游客,为了做一些活动去,了解的还是非常肤浅的。

说到感受比较深的东西,人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,不是景物,或者是吃的东西。我去了那几个城市,包括哥伦比亚北方的加勒比一带见了一些人,恰恰那种氛围才能诞生像马尔克斯这样一些作家,那些人特别爱说话,特别热情,喜欢唱一些民歌。骨子里也有一些别的东西,还不是表面上的爽朗,内心还有点哀伤的东西,像马尔克斯自己说的一样,我是一个内心特别腼腆,特别孤独的人,我写小说是为了让身边的人喜欢我。所以,那些人说话的形式,跟你在一起的感觉,特别的好客,特别的热情对我有一些感染。因为大家是非常陌生,从未谋面,距离几万公里,但是见面了以后特别的友好。

让我特别感动的是,一些老百姓对我有一种感谢式的东西,因为他们觉得我做了一件事情,帮了他们一个什么忙一样。比如说我做了一个讲座,下来以后一个老爷爷送了一个纪念章,很珍贵,一个银币,我都不敢要,人家非要给我。还有一个大姐给我拿了一个非常精巧的小盒子,说我们家开甜品店,我把家里招牌甜点拿来给你,特别友善,特别感谢我。如果是哥伦比亚政府感谢我是对的,但是老百姓非常善意,非常慷慨,这是让我很感动的东西。

更深的说不出来太多,因为时间太短,因为我这个人又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。到了那儿脑子处于很紧张的状态,有记者采访什么的,我都很紧张,说了半天不知道自己说什么。没有真正放松的状态下去真正感受,有时候像完成一种仪式,所以其实还是很遗憾,再过一阵,希望有机会再重新去,去哪儿其实不重要,需要跟人有更多的交流,因为我去要么做一些活动,要么跟图书馆、大学做一些活动。有一次我在波哥大的路上走,走着走着,看见那儿有一个涂鸦,我就想进去拍,结果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小伙子就拦住了我,他会几句中文,他不让我进去,说那里面危险,他说完就走了。我还是往前凑了凑,结果他走很远了看我还在往那儿走,他就做了一个手势,后来我就没敢往前走了。我一般跟当地的人打交道都是在出租车上,因为确实交流的太少,所以很难说有一个成形的,或者深入的意义。

观众提问:《百年孤独》这本书里面讲到荒谬或者怪异的死亡,各种类型的死法。西语文化当中,对于死亡这种事情是怎样一种象征性的东西?

范晔:虚拟文学传统中的死亡是一学期的课,时间跨度是几百年,空间上是十几个、二十几个地区,死亡是一个什么概念,确实很难概括,任何概括都是挂一漏万。我说几个例子。在拉美特别是在墨西哥,最近出了一个加强版,帕斯文集,比如说《孤独的迷宫》,里面就谈到了墨西哥死亡文化的问题,说死亡在别个国家是不详的,是不能说的。在我们这儿我们可以跟死亡嬉戏,可以跟它同床共枕,死亡是墨西哥文化中非常特别的一部分,墨西哥文化里面有亡灵节,那个日期大家都要带着很多吃的,像清明上坟一样,但是他们是很欢快的,跟野外聚餐一样,去自己亲人的墓边,非常欢快,带着很多吃的东西,带着各种巧克力骷髅头,在广场有盛大的展览,像一个狂欢节一样。你也可以分析成因,他们是多重文化的组合,有阿斯特克文化的影子,也有西班牙文化的融合,说不定还会有其他的文化。总之,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,这一点确实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有体现,你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考察,再重新看鲁尔福的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,就像人和鬼之间一样,如果从墨西哥的死亡文化这种角度重新审视墨西哥的文学作品,就会有不同的收获。

(鸣谢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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